2020年，“内卷成功地从学术圈的小众名词变成了网络平台的流行语言，一定是它在哪个地方触痛了公众的神经，因此才会获得这么多的认同。

“内卷”最早被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农业的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一书中使用，根据维基百科的介绍，本书主要论点是印度尼西亚许多世纪以来稻作的强化产生了更多是社会的复杂性，而不是技术或者政治的变革，这一过程也被作者称为“内卷化”（英语：Involution，也译为过密化）。

“内卷化”理论被引入到中国农村研究后，收获了极大的关注，并被引申到不同的领域，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所使用的高频术语之一。

尽管“内卷”概念是经社会学家的表述而被公众所知悉，但是对于“内卷化”这种现象，经济学上早就有一个名词，那就是“边际收益递减”，意即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当把一种可变的生产要素投入到一种或几种不变的生产要素时，最初这种生产要素的增加会使产量增加，但当它的增加超过一定限度时，增加的产量将要递减，最终还会使产量绝对减少。

无论是爪哇岛的农业还是中国华北的农业，都是属于边际收益递减的典型：单位亩产尽管随着包括人力在内的投入而增加，但是产出的增加并没有与投入的增加而同步，单位产出增加了，但是人均产出却下降了。当然，边际收益递减现象不只是在农业领域存在，而是广泛存在于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当然城市生活也包含在内。

为什么“内卷”在最近几年会成为公众所关注的问题，而几年前则不存在？这可能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只有了解这个大的背景，才能为这些“内卷现象”找到药方。

公众服务的稀缺，导致城市“内卷”

如果从宏观视角看，中国城市远不到发生“内卷”的时候，一个最为主要的依据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非常大的成长空间，而从世界各国的历史来看，快速城市化时期往往是城市的扩张期，而在城市扩张期会给无数的个人和机构提供机会，这种机会不仅仅是总量增加，还会因为总量增加而带来各种社会分工，而社会分工又会产生各种专业化需求，而这就是城市的意义所在：通过集聚不仅实现规模扩张，同样还带来各种各样的专业化分工。

为什么中国在城市化不到60%的时候就在诸多领域产生了“内卷”？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无法满足城市快速发展的需求，由此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内部竞争。

公共服务无法满足城市发展的需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总量上的，另一个则是结构上的。

总量上的原因不难理解，那就是包括医院、教育等公共服务机构的扩张速度没有与城市规模的扩张相一致，因此导致了很多人无法获得相应的公共服务，媒体上常说的“就医难和上学难”等问题就是属于此列。

结构上的原因也不难理解。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年末中国大陆地区总人口140005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8.4843亿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0%，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4.38%。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之间的差异，就是结构上的因素。

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国内绝大多数城市的公共服务都是以户籍人口为标准，而所有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大中城市，往往是常住人口超过户籍人口，像深圳等城市常住人口甚至数倍于户籍人口，由此导致了有相当一部分常住人口无法获得包括教育在内的公共服务。

近年来，随着户籍改革的深入，不少城市放松了落户的限制，但是在外来人口最多的京沪两地，非户籍人口落户还是存在着较大障碍，因此抱怨也较多，而这两个城市的人口恰好在社交平台上所占的权重较大，因此，我们也就能看到更多的抱怨。

人才评判标准应更加多元化

尽管很多领域的需求可以增加供给得以解决，但是还有一些需求是没法通过增加供给解决的，比如很多家长对优质高等教育的追求。原因很简单，作为选拔性考试，名校只是对极少数优秀学生开放，不可能成为普遍服务。综合这几年的数据来看，每年大约有不到16万人进入985高校，而每年的高考考生人数为1000万左右浮动，这意味着只有不到2%的人能进入985高校，而需要注意的是，同期大学本专科的录取人数约为800万。

城市里家长之所以从幼儿园就开始“鸡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想让自己的子女能成为那2%甚至1%中的一员。之所以会有这种心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现有的户籍制度下，绝大多数的“进城一代”都是通过考试入学进城落户，因此他们毫无疑问也希望自己的子女通过考试实现阶层流动，换句话说，他们也是以过去的经验来看子女今后的发展，因此产生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错觉。

事实上，城市之所以成为城市，并不是只是高学历人员的集聚地，而是一个包含高学历者在内的各行各业人群的集聚之处。在我看来，衡量一个人是否为城市所需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市场的供需比例，而不是看教育背景。在国内不少城市，找一个拥有大学本科文凭的普通职员并不难，但是要找到一个放心的住家阿姨却不易。就此而言，高水准住家阿姨比普通本科文凭拥有者更受市场欢迎，理论上应该给这些住家阿姨落户。但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目前中国已经实施积分落户的城市大都不欢迎住家阿姨落户。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现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目前很多地方的落户标准比较单一，尽管最初的设想是希望通过此筛选出一个城市所需要的劳动力，但有时事实却与之背道而驰：因为城市是一个生态系统，不仅仅需要高大上的金领和白领，同时还需要大量服务行业的就业者——如前所述的住家阿姨就是一例。而以教育背景和专业技能为主要甄别标准的积分落户制度，实际上是把更多的人排斥在城市之外。

在我们当下生活的环境中，无论是管理部门还是个人，大都在内心深处接受了只有“上名校”才能有出息的观念。毫无疑问，名校学生更容易有大出息，但这并非唯一出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各行各业都有其领军者，就像餐饮业的米其林一样，各行各业均有自己的评判标准，这不是通过考入名校就能获得的，而是要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换句话说，在那些无法通过增加供给解决的领域，要实现评判标准的多样化，而非行政指令“一刀切”，这就是前面说的，不只是要在总量上增加供给，同时还要调整结构，而评判标准的多元化，就是结构调整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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